老兵董银娃口述
董银娃( 1927 年 11 月—2020 年 8 月 12 日),男,汉族,甘肃通渭人,1949 年4月参加革命,在哈密参加过剿匪斗争,荣立三等功一次。在生产建设中,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七次,受到通令嘉奖两次。1957年3月调到四十七团,1983年11月光荣离休,离休前为四十七团职工。
参军、剿匪、到和田屯垦
我是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人,原来是在国民党马步芳部队当了3年的兵。1948年8月26日,解放军解放兰州,我便在兰州参加了解放军六军十六师炮团。
我在哈密参加过剿匪。1949年9月25日、9月26日,新疆和平起义,我跟着解放军六军进疆后,住在哈密大营房。解放军六军两个师人没有那么多,一个连也就四五十个人,要守卫哈密、星星峡,还要守卫军事飞机场,还要管吐鲁番。我们的兵力不足,在吐鲁番有十六师的一个排 30 多个人驻守在那里,晚上让土匪全给杀了。1950年3月,国民党时期的哈密专员尧乐博斯叛变,带着儿子老婆和叛匪离开哈密逃进南山,奇台当时也发生了武装叛乱,都跑到天山里边去了。那时候到处都危险。我们第一次剿匪失败,总共牺牲 1000多人,在哈密大营房门口建的纪念碑就是纪念这1000多人的。失败的原因就是对地形不熟、后勤没跟上。当时是从十六师各团、各营、各连抽人,编成一个一个营,一个营有 300 多人,去天山剿匪,叛匪骑着马,解放军是步行,对地形不熟悉,部队走一晚上才走到叛匪驻扎的地方,叛匪骑马早就跑掉了,追不上他们。出发的时候部队只带了3天的干粮,随后送粮食的小分队进了天山找不到部队,发电报也联系不上。剿匪部队带了3天的干粮吃了一个星期,人都饿得不行,再加上受到叛匪的袭击,武器都丢掉了。第一批去剿匪的战士基本上都没有回来,只回来了7个人。部队进疆时纪律非常严,严格执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,老乡的东西不能吃,这7个人从山里逃出来,饿得都走不动了,还是一个放羊的哈萨克族老乡发现了他们,给他们吃了饭,又派人到哈密报告。
我参加的是第二批剿匪。这次我们吸取了第一次战斗失败的教训,除做好后勤保障工作,还派人出去侦察,发现土匪我们就首先进攻。我们炮兵连占领了一个山头,与叛匪遇上打了一天,携带的 500发炮弹都打光了。后来,上级领导又从十七师抽了一个骑兵营,骑兵营从后边包抄,我们打死了几百个土匪,抓了50多个俘虏,其他的叛匪跑了。当时天山下着雨,我们原地休息了一晚上,第二天去打扫战场,发现土匪跑得急,吃的都没带走,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羊、牛、毛驴、骆驼,逃走的时候没顾上赶走,我们让老百姓来认领,剩下的我们赶回去兴办了一个牧场。
部分叛匪跑了,从星星峡跑回青海了,叛匪头子乌斯曼也跟着逃到青海,其实乌斯曼是哈萨克族,后来解放军在青海把他抓住了。乌斯曼抓回来后,戴着手铐,用汽车拉着在哈密游街。游街以后,怕哈萨克族叛匪在路上要劫车,就用飞机把他运回乌鲁木齐接受审判。国民党哈密专员尧乐博斯逃进了天山,据说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。
部队参加大生产的时候,我们修建了哈密红星渠,那时水泥少,我们想办法,将烧好的红砖碾碎,与石灰粉混在一起当水泥。建设红星一场的时候,就是在盐碱地上开荒,用水排碱,后来种了葡萄、红枣。
1956年,苏联人在哈密办了个拖拉机培训班,我们六军一共去了50多个人,好像是55个人,有5个山东女兵,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文化,上过学的不多。我没有上过学,家里穷上不起学。培训班的老师是浙江人,说的是浙江方言,刚开始我听不懂。我们学习了一个冬天的拖拉机驾驶及维修等农机技术,第二年,也就是1957年,我们开始实习。1950年到和田的是解放军二军十五团,到了和田以后,十五团留下了3个连队1个营,后来成立了四十七团,买了一批拖拉机,1957年就把我从拖拉机训练班要过来了。
那一次,一共从训练班调了50个人,分到各个地方,有去吐鲁番的,有去喀什的,每个地方分几个,乌鲁木齐一个共青团农场也分了几个拖拉机手,我们有7个人分到和田。当时我们很多人到了乌鲁木齐等待各地来接,喀什的、吐鲁番的都接走了,和田太远了,一直没人来接我们。我们又在乌鲁木齐多待了3天。看到这种情况,我们觉得和田这地方,离乌鲁木齐太远了,就不愿意去和田了。组织上给我们做工作,跟我们说和田是瓜果之乡,瓜果多,什么都好,说待遇也和部队是一样的,就是农业落后,汉族人少得很,非常需要我们去。最后,组织上的人对我们说,你们不愿意去,就回原单位。我们的原单位在哈密,回去不好意思,也就决定去和田。
我们坐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和田,那时没有正式公路,只是简易公路,路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,在路上走了 7 天,才到和田。到了和田,去四十七团没有车也去不了,电话也没有。四十七团发电报说过来接我们,我们等了三四天,后来来了一辆马车来接我们,当时是二月,看到这种情形,我们都后悔得不行。我们7个人中有3个有家有老婆,有4个是单身,到了四十七团二连,其中有一个请假去和田看病,不到一个小时就跑掉了。这个人是四川人,跑回了原单位六军十九师二连,后来当了二连的连长。他跑掉了,我们没跑。在二连,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,当时为了防止我们逃跑,就让我们男的女的都住在库房里,住了大半年后,二连才给我们修了一个临时房子。我是不能跑掉的,因为我有老婆孩子,单干户可以跑。当时我在哈密部队的时候,王震司令员发出通知,让各连战士登记,结过婚有老婆的,部队就帮你接来。部队还成立了办事处,专门接送部队家属,单干户就自己想办法找对象成家。我在老家有老婆,给了部队地址,1957年部队就把我老婆和两个孩子接到了哈密,又跟着我到了四十七团。
在四十七团后,我一直开拖拉机。1966年9月,团里播种冬麦,拖拉机是从苏联进口的,当时播完种以后,要拉回场上及时清理。清理的时候,有个管子是铁丝连接的,结果铁丝把眼睛剐了一下,留下了红印子,3天以后脸也肿了,就去团医院处理了一下,包了纱布,没想到3天以后头也肿了,肿的眼睛也看不到了,后来人都快昏迷了,只好拉我去墨玉县医院。1966年,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,和田地区正在武斗,没有公交车,是用拖拉机把我送过去的,我老婆跟着一起去的。当时墨玉县医院也分两派,不接收兵团的病人, 有一个女医生是我们兵团人,她不是正式医生,是实习医生,她收留了我。她让我住在医院的太平间,躺在死人的床上,太平间的房子很大,一半放着花圈、劳动工具,当时我想是因为医院没有床位让我睡在太平间的,我昏迷着也不知道害怕。第二个晚上,来了个病号,是武斗中受伤的,我们两个人做伴。这个实习医生请来她的班主任给我看病,她的班主任说这是中毒了,是因为和牛羊接触,炭疽杆菌中毒。那时,我们团医院的医生都不知道这是啥病。这个班主任给我打了3天庆大霉素,3天以后才缓解。由于墨玉县晚上不安全,实习女医生看我病情缓解了,就让拉回我们团医院治疗,继续打庆大霉素,4个小时打一针。住了两个多月,眼皮上留了个黑疤,一个多月以后结痂了,和田的风沙大,眼睛老进沙子,睁不开,拖拉机也开不了了。出院以后,我给我们团长写了个报告说自己眼睛不好了,不能再开拖拉机,团里就给我调整了一下工作。当时我们团长是王二春。我就干发电工作,用拖拉机发电,晚上发电照明,白天磨面,一干干了20年,直到1986年离休。
听十五团的战士说,他们是准备全部撤到阿克苏的,结果撤的时候,有3个营,一、二、三营都已经上车了,和田的地委书记黄诚给拦下了,他给王震司令员发了个电报,王震司令员命令部队留下了。说十五团战士来的时候,四十七团没有一间房子、一条路、一块田、一片林,住的是地窝子,到处是大沙包,自然环境特别差, 发展生产特别困难。战士们硬是用小推车,推出一条条道路。大伙儿不分昼夜地干活,累了就躺在地上睡一会儿,起来继续干。没有房子住,战士们就挖地窝子;开荒种地的时候,没有牲畜,就人拉犁耙;没有工具,就做抬把子、编筐子,硬是用小推车推走一座座沙丘,用坎土曼砍断盘根错节的杂草根系,用人拉肩扛的方式,开垦出良田,建起了四十七团。
1957年,我到四十七团的时候,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好多了,当时叫和田地区国营昆仑农场,有路有田也有房子了,那是十五团战 士和山东女兵们干出来的。我们继续开荒种田。那时也不知从哪来的力量,白天黑夜地干活,累了就躺在地上睡一会儿,再起来继续干。当时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:建家园、多劳动、争第一。
我们团的名字多,原来是三团营,后来改编为农一师前进分场墨玉分场,离阿克苏一师机关太远管不了,就又交给和田地区领导,叫和田地区国营昆仑农场,我来的时候就叫这个名字。后来又归农 一师第四管理处管,还是叫昆仑农场。再后来农三师成立,我们又归农三师管,四十七团就是农三师的编制,按照农三师四十一、四 十二、四十三这样排下来的。后来成立了和田农场管理局,和田管理局就直接接受兵团管理,四十七团再改名字也不好改了,就延续下来了。后来又在和田农场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十四师。我觉得也许是四十七团的前身是十五团,解放和田的,好名声都出去了,不好再改名了。
我的儿孙们现在都在和田工作
我有4个孩子,四代22口人,全都在和田工作。女儿叫董凤香, 1948年出生的,今年70岁了,退休了,住在和田。3个儿子董万喜、董万民、董万军。我要求他们都留在和田工作,因为党中央交付的 任务还没有完成,兵团的事业需要有人来继承,“老兵”的后代,更要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。
大儿子董万喜在四十七团中学读完初中后,报名参军。复员后回到四十七团,在机修连当连长。主要从事农机修理工作,2014年,突发心脏病去世。
二儿子董万民是全国恢复高考后团场走出的第一批大学生之一,从新疆财经学校(现新疆财经大学) 毕业后,先是在墨玉县工作,2004年,又向组织提出了回四十七团工作的请求。
三儿子董万军,2005年从和田市一家企业提前退休,回到四十七团承包起了红枣园。2014年,他把产量高的红枣园低价转让给了连队一名少数民族困难职工,又跑到沙漠边上承包了一片新开垦的荒地。
孙女董玉2001年大学毕业后,我坚决要求她回和田工作,因为和田更需要大学生。她现在是墨玉县一家幼儿园的副园长,她的丈夫孙何曾是墨玉县财政局的一名干部。2015年,主动报名到墨玉县最偏远的乡村参加“访惠聚”工作。今年,他又主动报名,担任了墨玉县萨依巴格乡库遂村党支部书记。
外孙女王一洁上完大学后,也在和田地区工作。她的爱人是曾在西藏阿里地区服役的转业军人,现在生活十分幸福。
我的重外孙女吴玉萱正在安徽财经大学上学,她也说要回到和田,回到四十七团工作。
在四十七团敬老院安度晚年
我的两个儿子董万民和董万军就住在敬老院旁边的楼上,我现在身体还好,不需要人照顾,他们一有空就来看我。一旦有不舒服,我就打电话叫我儿子,孙子一周来看我一次,我现在就是腿不好。大孙子从学校毕业后,在墨玉县工作,现在下乡驻村了,小孙子还没工作,还在上大学。我住的这个敬老院是前几年北京援建的,我住进来有四五年的时间。兵团、十四师对我们这些老兵都特别好。现在我们四十七团发展得好,有钱了。以前团里没钱,工资都发不出来。现在团里有钱了,工资也发了,管理上也好了。我1986年离休,团里月月给,没有拖欠过离休工资。我现在住在敬老院,有人 专门给做饭,因为我是老兵,一个季度交 500 块钱,其他人是 900 多,水电费不掏钱,伙食也可以。
刘延东副总理来看过我们这些老兵,记得我们集合到团里招待所,还在广场上拍了合影照。中央军委的也来看过我们,也是在广场上。现在不能随便给钱,这几天马上要过年了,地方上的干部和兵团干部也都来看我。
到新疆后,我只回去过一次甘肃老家。以前有规定,家里有父母的3年回一趟,没有父母的不让回。后来有文件规定,来新疆从来没有回过老家的可以回一次老家,报销路费,我也就回了一趟老家。老家没有亲人了,接家属的时候就把母亲也接过来了,父亲很早就去世了,母亲去世的时候93岁。
从来没有想过退休以后带着家人回老家定居。我们团的老兵活着的还有4个人,敬老院里有3个,乌鲁木齐有1个。我们3个天天见面。这里是我的家,有我相伴一生的战友们,留在这里,我心里很踏实,也很知足。我常常对我的孩子们说,四十七团是你们的家,不管走多远,都不能忘记根在哪里。
采访时间:2018年1月27日上午
采访地点:四十七团敬老院
采 访:李书群
录 音:辛敏 王玉梅 杨丽云
录音转文字:陆敏
文字整理:李书群 司宇亮 辛敏
(注:央视新闻8月13日消息,2020年8月12日,居住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十七团的“沙海老兵”董银娃逝世,享年93岁。)
作者:文联 编辑:文联